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解读绝对精神的觉悟与华夏文化的本原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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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解读绝对精神的觉悟与华夏文化的本原性
作者:    编辑:zhongnan   时间: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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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俐琳)5月10日晚7点,名人名家报告会第35期在西电南校区信远二区106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主讲“绝对精神的觉悟与华夏文化的本原性”,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马得林教授主持,人文学院赵卫国院长等出席。

问题缘起

黄裕生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位。本次讲座分为五个部分:题目背景、关于华夏文明的几个定位、本原性文化的两个突破、中国文化作为本原文化的原因、本原文化之现状。黄裕生教授提出,虽有中西哲学学科之分,但哲学本身是不相分离的,因为哲学终将面临相同问题,如人之生老病死等问题,即是所有哲学、宗教必须关切的疑难。此题目缘起于对华夏传统文化定位的争议。近代以来,西方拥有强大力量的异域文化从科技技术、政治制度到文化信仰全方位冲击东方文明,我们这个自周代起奠定了整个文化体系的古国,如何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又去往何处?文化定位之思涉及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国家的未来道路,成为从鸦片战争以来最令人焦虑的问题之一。

本原性文化

黄老师表示,如今较通行的一个文化定位是将中国划为四大文明古国,且中华文明在四大古国中未曾中断。诚然,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绝,但从与其同列的文化来看,此规定未得中华文化之特殊魅力,从而其不可真正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客观位置。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则提出了一种更深刻更准确的定位:两希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华夏文明为古代四大轴心文明。在他看来,这四大文明之所以成为轴心文明,因它们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三百年之间完成了对人类初始文明的突破,体现在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觉醒。这种突破使这四大文明具有长远的沿袭能力和强大的教化功能。人类历史进程开始于此,也是蕴含着人类文明遇到变革时可资借鉴的智慧。这个定位更客观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亦找到了与中国文化具有同等意义的其他文明。但亦有其局限性,此种在文化突破的结果上划定的定位,忽略了这种突破发生的原因,未能发现这种突破如何与人类对终极关怀的思考,特别是与人类时间觉悟之间相联系。那么,中国文化,或者说其他源远流长但不依武力的文明几千年未曾断绝之高妙在何处?黄老师认为,这关乎一种新的定位。世俗人性,难忍受不幸挫折的打击,亦经不起享受堕落的欲望。作为生物性的存在要求我们不得不与功能性事物、有限性事物或部分性事物打交道。而跳出这种生存的直接性,表现人性超越世俗、拥有神性的一面,通过文化展开出来。跳跃出世俗性的高度,决定着文化展现的深度。黄裕生教授指出,根据文化的深度,有本原文化和非本原文化之分,而四大本原文化恰与雅斯贝尔斯四大轴心文明重叠。所谓“本原文化”,核心要义之一即是透过日常有限之物,通过人类有生之年,获得一种绝对境界和对人类的绝对性觉悟。这种觉悟在哲学上体现为对“一”的追问,它是绝对的一:它包含一切“多”,却又超越于“多”,世界因而以一种整体的形象凸显出来。这种绝对性的觉悟,是人类独立于天地之间,承受一切苦难的力量之源。

本原文化的第二个基础是对普遍性关系和普遍性原则的自觉和承担。人生在世,极易发现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人类常根据能力之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之不同,继而产生等级之区分。本原性文化则突破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窥见人之普遍性。黄教授提出,每个人都是普遍的人,人人之间有最基本的普遍原则需要遵守,普遍原则需贯彻到所有的关系之中。这也使得本原文化具有教化功能。

华夏文明的本原性特质

黄裕生教授接着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中国文化之本原性。传统文化对于绝对性的思索体现在宗教性思想方面。黄教授特别指出,宗教并不应该是那种被西方近代人文思想家驳斥贬低的存在,应重新审视它对于我们未来道路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宗教与人文思想一样,在本质上都植根于人类最深邃的自由本性。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古代殷商先民就已经觉悟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一个超越的绝对者,有一个“至上神”,即“上帝”或称“天帝”。天帝支配风、雷、水等自然神,管辖人间世界。特别是,殷商人虽尊敬这个拥有至上权力的天帝,但却不祭拜它。天帝是纯粹的、绝对独立的,不存在人神交易的行为,人间美物无法获得神的眷顾和赦免,人类无法利用占有更多的有限性事物贿赂本身无限的神。殷商人的宗教意识超越了自然神崇拜,维护了神的绝对性、纯洁性。这种意识在周代进一步成熟,周人将绝对性赋予给“天”,并进一步将其纯粹化,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用德行获取天对于权力合法性的承认。这种“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是绝对性思想在宗教方面的开展。最重视逻辑分析的墨子,在《法仪》中讨论到治理国家的正当性来源时,说道“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不可法父母师长君主,应效法最周全普遍之天。这不仅是人文思想的兴起,亦是宗教思想的加强。

对绝对性的深度觉悟一定会走向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只有对普遍性原则有自觉地觉悟,才能真正落实绝对性。黄老师表示,华夏文明对普遍性原则之自觉,首先体现为独立立说之自觉,以及以此确立绝对价值之自任。以《论语》之开篇《学而》为例,此篇体现了孔学的三个境界与孔学之独立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为学之第一层,学习之,实践之,愉悦之。证悟道理,为学不止,日日明理,理理相通,周而不比。有德有理,则有四方好学之朋慕名而来,即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若不曾闻达于诸侯,未能流芳于四邻,则“人不知而不愠”,为动于自身之君子人格,承认学问本身自有价值。君子之学为道而不为官,崇道而不崇君。国之盛,有赖于君子,但若无人赏识,君子亦有其价值。立学之独立性,以及所要成就的目标的绝对性,才得到了明确的自觉与实践。学说的独立性和绝对性使孔门私学跳出了日常等级的差异性、特殊性,走向对普遍性原则的发现与担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对传统进行重新评估、审定。这是极具转折意味的,因为孔子在对传统进行全面反思,在思考为何复礼又复何礼的时候,亦建立起了他的普遍仁爱体系。何为仁?面对樊迟问仁,孔子云“爱人”,即无论等级差别,都应存有爱人之心。如何爱?面对仲弓问仁,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人三次言此,是为仁之基本法则。将任何人都看做跟我一样的存在,尊重并维护这个“另外的自己”。而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方式就是一种普遍的相处方式,给每个人提出了一种合法性的要求,即一方面我不可以用我自己不愿意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另一方面,我也有让任何人应当用他自己愿意被对待的方式对待我的权利。简言之,在普遍对待方式下,每个人以普遍的面貌呈现出来。孔子开普遍原则之新意,成为华夏民族之自觉担当,而这种以普遍之则对待其他各民族的自觉,亦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教化功能之原因。黄教授以京剧《文姬归汉》为例,文姬别夫君、弃两子归汉修史,就是为承袭道统。古之历史,运行于天道之中,是理解自身生活之正当性的维度。

华夏文化因兼具绝对性之觉悟和普遍性之承担而成为本原文化,那其他本原文化之状况如何?黄裕生教授指出,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已经融合为一体成为现今之兼有科学性和宗教性的西方文化,这亦是西方文化强大之根源。近代启蒙运动奠定现代性文化,而近代启蒙运动之核心就是两希文化的融合。作为同为本原文化之国度,我们应有自信不会被两希文明同化,同时应有本原文化之胸怀融合两希文明。现今国人之任务,因近代之被迫了解西方文化而具有融合华夏、希腊、希伯来三大本原文化之优势,故应不卑不亢,以本原文化应有之胸怀,承融合之大任。

黄裕生教授的报告逻辑清晰、论证严密而又层次分明,层层递进带领在座师生了解作为本原性文化的华夏文明。报告结束后,黄裕生教授细致地回答了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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