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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终南读书会第54期:南京大学顾肃教授主讲经济社会差别中的平等原则
作者:田晓萌    编辑:zhongnan   时间:201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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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晓萌)4月13日下午,论道终南读书会第54期在信远2区402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顾萧应邀前来,为与会师生带来了一场以“经济社会差别中的平等原则”为主题的精彩报告。本次读书会由人文学院副教授、读书会发起人朱锋刚主持。

顾教授先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讲起,并举出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关于火车岔道口选择的例子来说明公正的重要性。整场报告围绕关于平均主义的几个观点及其反驳展开,重点探讨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平等问题,最后提倡大力推进福利事业,认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以此促进经济社会差别中的平等。

顾教授指出平等的实质是指人与人关系上的同等对待,分配正义的首要问题是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最大进步便是对人的平等权利的认同和追求,从中世纪的等级制身份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平等的发展。谈起平等问题,自然而然会提到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者认为人人得到相同的份额的社会正义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不必考虑做出很少努力的人之所得究竟是否应得。可见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同道德应得的极端学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都包含着结果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其根本问题在于对劳动和创造积极性的打击,激励机制上存在重大缺陷。而目的论平等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并非一切导致人们平等的目标都是好的、可取的,强行将优势者拉平到与劣势者一样的水准,便是这种结果平等的一个最坏的结局。帕菲特以“拉平反驳”来批评目的论的平等主义的这类问题。“拉平反驳”宣称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只是通过将境况较好的人拉低到某个境况较差的人的水平,就可以在规范意义上改善这一状况。与拉平反驳相对的是“提升反驳”,它宣称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只是通过改善某些人的生活状况(即便这些人的状况已经较优越),就可以在规范意义上恶化一种状况。但由于拉平会减少不平等、提升会增加不平等,这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是显示平等本身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而必须否定实质性的非工具的平等主义。

顾教授特别强调,对结果平等论或平均主义的反驳不能仅限于平等的价值观之内,还需要参照分配正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成果与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目的论的平等主义的检验不能仅限于其范畴之内,还需要社会实践的检验,尤其是社会发展效率因素的检验,结果平等如果大大降低社会发展的效率,使每个人都受其害,就不能成为独立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而成立。

对目的论的平等主义的批评和反驳,也并不表示可以彻底放弃平等的主张,人们的平等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诉求,这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最低限度的福利,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承认人们之间经济差别的同时,需要保障其机会平等。这就是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所主张的。对于罗尔斯所要求的让最不利者获得最大利益,学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包括优先论和充足论。优先论要求在绝对值上衡量那些状况最差的人,优先给予他们绝对的帮助。充足论则主张给予每个人以足够的东西,以满足其最基本的体面生活的需要。

讲座中还讨论到了分配正义中的运气因素。运气平等主义的主要观念意在强调自主和个人责任的重要性,用以纠正运气在个人生活中的影响力。柯恩所阐述的运气平等主义原则指出,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境况差不是由于其自身选择的过错造成的,那就是一件坏事。因此,运气平等主义者排斥的是同等应得的人们实际状况是不平等的状况,而不反对一个人因为自身责任的选择而比另一个人状况恶化的情形。

分配正义的另一种形式是竞争性的机会平等。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不可避免,但资源分配的正义制度要求给予人们平等的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因种族、性别、出身、身份等属性上的差别而受到不同待遇。与平等主义相反,公开的不平等主义者从人们事实上的不平等推导出应当允许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从柏拉图到帕克,从儒家到孙中山,都有其保守的一面,人不同本性形成的差别、认知能力的差距转化成政治参与的差别。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平等对待上进步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建立在身份区别的基础上到资本主义社会破除身份障碍,公民的权利逐渐得以提升。虽然在实际社会运作中,公民参政权利仍存在区别对待现象,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法治的实施,现代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歧视在逐步缩小。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看,血缘维系的门阀制度与品行才能为据的“举孝廉”政策的演变,也可以透视出平等与民主间的密切关系。

德沃金从法律哲学的角度论述平等的意义,提出平等的尊重和关怀。他认为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政府尤其应当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这就要求一种实质的平等,而这种实质的平等被德沃金进一步主张为“资源的平等”。他认为集体目标始终指向社会的整体福利,比如经济效率是一种集体目标,它要求机会和责任的分配能产生最大量的经济利益。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服从共同福利的概念。

纵观经济社会,顾教授指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也是现实的正义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使得国内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竞争,但国有企业占据先天的巨大优势,所得便益远超创利更大的私营企业,严重影响效率提高,甚至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此外权钱交易等恶习不仅制约个人机会平等,对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也会产生恶劣影响。自由贸易、降低关税、促进国际间的自由竞争,都是机会平等的要求。而像竞争的市场一样,公共权力的垄断也难免产生腐败。公平公正要求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不同权利部门需要牵制平衡,才能保证公正。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促进国民收入提高的重要手段。顾教授认为,仅有增长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真解决并研究分配正义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对待公民权利。解决言论自由、民主参政问题;坚持机会平等、实现程序正义,克服各种特权现象;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共公平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实质正义,满足公民的各项福利权利,通过再分配机制,避免过大的社会收入差距。

“中国必须认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顾教授通过列举数据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确实惊人,这就警醒我们认真考虑改革分配机制,包括深入反贪腐等问题。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强调让最不利者有所得益,也是为了克服最不利者状况恶化带来的问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中国。”

顾教授也指出,中国税收总额居世界第二,但福利开支仅占GDP的6%。而其他现代国家中,挪威高达39%,法国占34.9%。福利事业是中国转型时期必须面对的正义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论证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否则将导致大量社会问题。顾教授认为对于劣势者援助的原则,应分清禀赋因素和选择因素,对于天赋和出身条件上的差别造成的劣势,如落后的自然资源、教育交通条件,需要大力扶持。对于个人选择造成的,则不可无条件的援助,以过上体面生活为限。

顾教授一番精彩的分享结束后,在座老师纷纷发言提问。在座师生就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平等援助中个人选择与客观因素的区分等若干问题展开讨论,顾教授旁征博引,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观点。读书会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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